煤炭资源税将从从量征税改为从价征税,中国炼铝行业的产能今年增长接近10%

从2013年6月起,煤炭资源税改革的消息频频传出,近日,有知情人士透露,煤炭资源税将从从量征税改为从价征税,当前各省已上报改革方案,方案显示各省建议从价计征税率从2%到10%不等。事实上,自1994年旧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以来,煤炭资源税进行了数次调整:参见财税[2004]187号,财税[2005]79号至86号,财税[2005]169号至172号等文件。可以看看出,这种对煤炭资源税额进行频繁调整的局限性也十分突出:第一,政策的调整必然有它的滞后性,尽管政府可以根据价格变化适时调整税额,但是受决策程序和利益博弈等因素的影响,税额的调整往往滞后于价格的变动,难以及时保证国家作为所有者应享有的权益,所以不断的人为对定额税率的调整远没有比例税率的自动调节来得及时有效;第二,税额的不断调整和税法内在的稳定性要求产生冲突,税额的核定和调整复杂,易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且调整缓慢,需要由国家分批进行调整。而从价计征则可以克服上述缺点,因其保证了煤炭资源税占煤炭价格的固定比例,随着煤炭资源价格的变动,煤炭资源税也随之变动,始终保持着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行为上一定程度的刺激。对于即将推进的煤炭资源税改革,要真正达到提高煤炭资源开采和利用效率,促进节能降耗,从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目标,笔者认为,政策制定者必须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让更多的资源税税负由开采企业自行消化是煤炭资源税改革目标实现的前提。煤炭资源税改革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其政策效力还有赖于各市场主体能否做出有利于税改目标实现的反应。生产者(煤炭开采企业)和消费者(煤炭利用企业)作为微观决策主体,其行为选择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效力。对煤炭开采企业而言,提高资源开采效率是资源税改革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当资源税税负提高时,煤炭开采企业往往面临完全自行消化、完全转嫁给使用者和部分自行消化、部分转嫁给使用者三种选择。严格地讲,完全自行消化和完全转嫁给使用者是不现实的,绝大多数情况是第三种选择。这是因为:当煤炭开采企业无法将更多的因资源税税负提高而上涨的生产成本通过涨价而转嫁给煤炭利用企业时,它只有通过努力降低成本来消化这部分增加的税收负担,而提高开采效率则是十分有效的方式,当然,这还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从煤炭开采企业的角度看,资源税改革目标实现路径是这样的:提高煤炭资源税税负—煤炭开采企业自行消化较多的税负—努力降低生产成本保持盈利水平—提高煤炭资源开采效率(达到煤炭资源税改革目标)。由此可见,对煤炭开采企业而言,煤炭资源税改革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增加的资源税税负究竟有多少由开采企业自行消化,有多少向下游转移。  其次,煤炭资源税改革需同时清费。据统计,煤炭行业现行各种税费总计已经占到该行业收入的2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达到35%,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很多税已经严重的“费”化。目前看,提高税负已没有空间,再增加只会加剧煤炭企业经营困境。煤炭资源税改革必须先解决税的“费”化问题。搞清楚哪些“费”原来属于税,先把它们“费”的帽子摘掉,然后再装进资源税的“筐”里。相关部门必须对正在征收的各种税费进行清理界定和对目前已在征收的各种税费进行精算,看其占到煤炭企业收入的多少才不会导致煤炭企业负担的加重。而已经税化的“费”应立刻取消,没有税化的费应该逐一研究,确定其是否合法、合情、合理、公平。  最后,必须对煤炭资源税的使用范围进行明确规范。处理好企业、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让政府能够从资源开发中获取部分收入用于解决矿区生态环境问题、资源型地区转型和接替产业发展等,让资源地普通居民均能够享受到资源开发红利,这也是世界各国征收资源税的主要目前之一。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国的资源型地区也大都如此。受历史、地域、交通等多种因素影响,资源型地区经济结构往往单一,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度很高。因此,资源型地区往往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资源开发过程对地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二是资源枯竭之后地方经济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在我国,资源税属于地方税,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资源地政府增加收入、发展经济。但有关部门并未对资源税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定和规范,许多资源型地区在拿到资源税之后,上马一些政绩工程,并没有为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和培育接替产业发挥应有作用,当地普通居民也没有从资源开发过程中享受到更多红利。当资源濒临枯竭或是资源市场发生重大变化之时,资源型地区经济将不可避免的遭受沉重打击,资源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也将受到显著影响。因此,有关部门应该对煤炭资源税适用范围进行明确规范。如要求地方政府必须要将绝大部分的煤炭资源税用于解决矿区生态环境问题、支持接替产业发展和为广大居民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等方面。与此同时,中央财政、审计等部门要对资源税的使用情况进行严格监督。让煤炭资源税真正为资源地经济发展发挥应有的贡献。

行业消息人士表示,随着中国加速建设电网、铁路和经济适用房,其2014年精炼铜进口料增加,但废铜供应紧张可能降低其国内产量。  据三家大型终端用户和生产商估计,2014年精炼铜消耗可能上升5-6%。按研究机构安泰科估计今年消费810万吨计算,那么明年消耗将升至约860万吨。  业内消息人士和交易员称,今年保税库存用掉逾50万吨,进口商2014年可能增加进口以补充库存。  中国经济2014年料继续加速增长,城镇化进程有助于推动金属需求。  中国一大型制造公司经理表示,欧洲和美国经济复苏可能也提振中国铜产品出口。  炼厂的消息人士表示,铜需求料还受到废铜供应短缺的支撑,这一因素已经限制了一些精炼铜厂商的产量。  他们说,如果金川集团年产40万吨的新冶炼厂明年上半年投产,那么2014年中国精炼铜产量还将增加逾20万吨。  **铝消费量料增逾10%**  两位铝冶炼厂消息人士称,中国2014年铝消费量料较估算中今年可达到的2,400万吨增长逾10%。  他们表示,该行业应会受益于建筑活动升温以及中国政府试图促进需求以消化行业过剩产能的努力。中国炼铝行业的产能今年增长接近10%。  消息人士称,运输设备生产商的需求也将增长,此前政府在今年批准多个铁路项目。  他们说,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继今年购买30万吨之后,明年预计不会收储铝,因为担心国内铝价上涨,也为了抑制新的炼铝产能。  不过,铝消费量上升可能跟不上产能增长速度,2014年炼铝产能料将增长约500万吨。  两位铅冶炼厂的消息人士说,中国的汽车和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较高,将促进对替换用铅酸电池的需求,从而使得2014年精炼铅消费量超过2013年预估中的460万吨。  消息人士表示,锌的需求增长前景则没有那么亮丽,因为中国政府继续采取调控措施,为私人房地产行业降温;不过铁路项目增加应会帮助2014年的锌需求量攀升,而今年的需求量估计在550万吨左右。  消息人士还说,随着国内经济活动升温,2014年镍和锡的需求量预计将分别高于今年的约78万吨和15.1-15.3万吨。

山西近期先后发布“煤炭产业20条”“低热值煤发电20条”“煤层气20条”等涉煤产业政策,接连突破体制障碍,深化能源领域改革。业内专家认为,这是继2009年煤炭资源整合后,山西再一次在煤炭行业探索先行之路,是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的“重头戏”,今后山西能源输出格局或将改变。  突破“中央电”与“地方煤”体制推进煤电和谐  【体制障碍】山西既是煤炭大省,也是电力大省。长期以来,“市场煤与计划电”“中央电与地方煤”导致的“煤电之争”使山西深受其害。煤炭供不应求时,电力企业四处出击找煤;煤炭供过于求时,煤炭企业上门卖煤寻求销路。  早在2009年公布的《山西省电力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就已提出“煤电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但在“趋利”的市场机制下,煤电“顶牛”不断。2011年煤电矛盾突出时,山西中南部13家电厂电煤供应严重不足,企业资产负债率一度超过100%。  【改革观察】7月26日出台的“煤炭产业20条”,不仅立足于解决煤电矛盾,而且把煤电一体化、煤电联营作为新建燃煤发电项目的重要前提,在产业布局之始就实行上下游合作战略。8月8日,此项政策获得实质性进展,继山西煤炭大集团与五大电力央企签订电煤供应中长期协议之后,山西焦煤与大唐集团正式签订煤电联营合作框架协议,成为山西第4个大型煤电联营项目。  目前,山西34户主力火电企业中,产权一体式的煤电联营企业已有22户,建立长协合同的企业17户,形成了“煤控电”“煤参电”“电参煤”“组建新公司”和“煤电互参”五种联营模式。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认为,煤电联营可使煤电企业共享利润,有利于双方共同应对煤价、电价此消彼长带来的波动冲击,将对国家的能源供给产生深远影响。  为能源审批体制改革探路优化产业布局  【体制障碍】煤矸石,是煤炭开采和洗选过程中排放的一种低热值煤,长期被视为工业废物。在“煤炭大省”山西,采煤堆存的煤矸石多达10亿吨。技术进步使煤矸石成为低热值发电的宝贵资源。去年,这个省共产生煤矸石等低热值煤1.7亿吨。若全部用之发电,可节约置换出高热值原煤1亿吨,效益十分可观。  然而,由于缺乏政策支持,山西现有5800万千瓦装机容量中,低热值煤发电只有485万千瓦,仅占总装机容量的8.4%。大量煤矸石被堆弃、掩埋,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  【改革观察】今年6月,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同意委托山西省核准低热值煤发电项目的函》,正式委托山西负责“十二五”期间低热值煤发电项目的规划布局及核准,涉及项目近2000万千瓦。  “这是山西省转型综改区获批以来取得的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山西省发改委主任王赋说,以此为契机出台的“低热值煤发电20条”明确规定了10项准入条件,核准条件高于国家标准。其中包括燃料运输距离、锅炉技术水平、燃料发热水平、脱硫脱硝及除尘设施等,体现了严格节能、节水等环保要求。  一些能源界人士认为,低热值煤项目审批权下放,有利于煤电产业的合理布局。过去,不少大型火电厂建在东部沿海地区,内陆产煤区不得不“煤炭大搬家”,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如果在产煤地建立大规模、集群式的清洁电力项目,不仅可提高煤炭就地转化率和低热值煤的利用率,还有利于产煤地的环境治理。  探索解决“气权”与“煤权”分置转变能源格局  【体制障碍】煤层气俗称“瓦斯”,是煤矿安全“第一杀手”,也是高热值的清洁能源。我国煤层气储量约31.5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但去年全国煤层气产量仅150亿立方米,利用总量仅60亿立方米。导致这一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气权与煤权分置。  山西是国内最大的煤层气利用基地。由于历史原因和矿权审批体制,煤层气矿权由国家相关部门审批,山西境内不少煤层气权由央企所有,煤炭矿权归山西省属及地方企业所有,气权与煤权长期分置导致煤层气难以更大规模开发利用。此前,山西多次建议,按照“气随煤走、两权合一、整体开发”的原则,深化相关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观察】王赋说,国家相关部门近日同意山西开展煤层气矿权两级管理试点前期工作。山西“煤层气20条”对深化矿权管理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鼓励不同性质企业参与竞争,通过支持设立民间煤层气创投基金等多方措施,实施煤层气大规模商业开发,从根本上解决煤层气矿权和煤炭矿权分置、重叠问题。  按照规划,到“十二五”末山西煤层气总产能将达195亿立方米,气化人口覆盖量2000万人。到2020年,通过推广过境天然气、焦炉煤气、煤制天然气和煤层气,实现民用领域全面替代燃煤。届时,山西将改变单一输煤的能源格局,转向“输煤、输电和输气”并举的清洁能源格局。在“气化山西”的过程中有望为“气化中国”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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